AI读书 | 《血砺忠诚》(连载):牟宜之的“乐陵传奇”

血砺忠诚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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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挥斥博弈忙

牟宜之的“乐陵传奇”

暮春时节的东京流动着浓郁的感性的美。热血青年牟宜之徜徉在漫天樱花雨中,渐渐消融着心底的哀愁。1932年10月,他在家乡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著名的“日照暴动”,一夜之间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东躲西藏,无奈之下,在其姨夫、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提议下,于1933年初以求学为名东渡日本,来到这个令他迷惑不解且痛恨不已的国度。或许富于异国情调的风物唤起了诗人蛰伏的浪漫情愫,胸次充斥的沉沦之气被轻歌曼吟取而代之,一场不合时宜的恋情在他与房东小姐枝子间发生了。那是一段散发着迷人气息的时光,虽不及其后所经历的金戈铁马的岁月,用记忆的锤子一敲铿锵作响,却是他一生不可碰触的“苦涩的温柔”。他与枝子携手同游的画面,被他淡墨浅描进了诗中:

东瀛居处亦清廖,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仇雠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难割难舍的儿女情长终不敌国恨家仇,1935年秋,伫立船头回首频望中的牟宜之,心海卷起的浪涛并不比太平洋的潮头小多少。牟宜之与枝子姑娘的炽烈的爱,硬生生被他掐灭了,因为他依据时局判定中日之间迟早要有一场大战,国已成仇,焉论个人?日后当牟宜之奔波在抗日战场上,面对来自昔日恋人国家的凶残的寇仇,盘绕其心头的到底是先见之明的快意,还是无人会意的自伤呢?

“七七事变”后,牟宜之被以身许国的豪情炙烤得寝食难安,他思谋着怎样才能在山东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思来想去,决定借重姨夫丁惟汾的威望去找沈鸿烈讨个“名分”。他先找到了丁惟汾昔年同盟会的老友张鸿烈,张鸿烈在山东政坛资望渊深,爽快地将这位青年才俊推荐给了沈鸿烈。沈鸿烈随即委任他为乐陵县县长,又勉励了一些此才可堪大任之类的话,除发给路费外,又特赠200元以示亲好之意。

牟宜之从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曹县出发,一路北来,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兵荒马乱的年月,“在路上”是最不太平的代名词。他先是带着一名叫杨嘉民的随从同行,半路上又“捡”到一个叫王亦山的年轻人。当时王亦山还是个学生,在家赌博输了钱,急着借钱翻本,碰巧叫牟宜之遇见,就对他说:“现在这么多事需要做,还弄那个干啥?走,你跟我走。”王亦山一问,原来牟宜之是去乐陵当县长的,就跟着牟宜之上了路。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神奇,王亦山跟随牟宜之到乐陵后,做了县政府秘书,继牟宜之之后任乐陵民主政府县长,由此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

他们进入临邑县境后,遭到了当地号称“抗日第一军”的土匪王月舟部的绑架,全部财物被掳掠一空。

牟宜之身处虎穴,自知凶多吉少,反倒更加镇静了。他说:“王司令既然打出了‘抗日第一军’的旗号,那么咱就是一家人了。我是省政府委派到乐陵组织抗日武装的县长,身负协调各部抗日武装的重要职责,来日还得请王司令鼎力相助才是!”

王月舟被牟宜之的口气震慑住了,有点磕巴地问:“你真是沈鸿烈主席委任的乐陵县县长吗?”

牟宜之哈哈一笑:“如假包换。”

王月舟赶忙一拱手:“误会!误会!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

牟宜之说:“蒋委员长号召咱们,普天之下凡是抗日民众皆应精诚团结,王司令揭竿而起,鄙人深感敬佩啊!”

王月舟说:“哪里哪里!”

气氛缓和下来,宾主热络地攀谈起来。王月舟便说到早年曾在日照籍团长牟之敬手下当过兵,而牟之敬恰是牟宜之的本家堂兄。这样一来,王月舟更加客气,以上宾之礼款待三人。酒足饭饱,热炕伺候,可牟宜之就是睡不着,天蒙蒙亮,留下一封劝勉信,悄悄推出自行车,飞驰而去。这才算彻底脱离了险境。多年之后,牟宜之为少年儿童写过一本叫《八斤鞋》的抗日故事,开篇即是《匪窟历险记》,讲述的就是这段往事。

牟宜之三人自顾自地骑着,不知不觉进入了一片漫无边际的枣树林,不用问已经到乐陵了。

牟宜之主政乐陵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妥协的产物,但也造就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观:由于牟宜之倾心支持抗日事业,尽一切可能为三十一支队的生存发展提供条件,他虽是作为国民党的县长上任的,但共产党方面后来也承认他为己方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今天乐陵的中共党史资料显示:1938年这一年的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由共产党任命的张岫石与由国民党任命的牟宜之并列。其实早年的牟宜之受山东省委负责人丁君羊影响,接受了革命思想,1925年即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世事蹭蹬,这个激进的年轻人一直徘徊于共产主义门外,未能解决党员身份问题。从这种经历出发理解牟宜之在乐陵的所作所为,便能切中肯綮、游刃有余了。

“这个空降而来的国民党县长,下车伊始,其建政路数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那一套,而是一切效仿八路军,白皮红心。这让沈鸿烈、刘景良大吃一惊,也让三十一支队喜出望外。”清秋子所著《国士——牟宜之传》中,用略带调侃的语调描述了牟宜之主政乐陵的“政绩”。

牟宜之到乐陵之初,面对的大环境称为“乱世”一点不为过。他在1942年9月于延安写的《牟宜之详细履略及反省检讨》中对此做过这样的描述:“这时冀鲁边区的区情形势特别混乱,敌人过了两三次,国民党逃跑了,汉奸政权虽经敌人建立过两次,但寿命都不长。司令如毛,土匪遍地,到处无粮欠款。更可笑的,还出了皇帝,坐了朝廷,建立了‘后宋’国号。”

乐陵的局面如抽丝剥茧般渐渐打开。这位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县长施展雷霆手段,一身兼理立法、司法、行政,处理日常事务,又三下五除二组织起一支20多人的县公安大队,维护地方治安。周贯五在《艰苦奋战的冀鲁边》中归纳了牟宜之的作为,应该说很是精当:大刀阔斧革除弊政,颁布新的抗日施政方案;合理调整捐税;尽可能地筹集抗日军需物资;抑制豪门势力,明断刑事诉讼;大力维护地方治安。

本县旧政府有个叫周圣云的捕班老总,借助职权,横行一方,动辄今天敲诈张家,明天勒索李家,如果遇到没眼色的人家,就指派人将其逮捕入牢,好好修理一顿。要是碰上穷人状告地主、官僚,被告只要给他包上几百块钱,官司马上了结,原告当天晚上不是掉脑袋,就是被淹死在河里。当地百姓畏之如虎。他还曾强迫一个不到20岁的农村姑娘嫁给他,不到一年,就把她折磨死了。牟宜之访查到实情后,立即将这个不可一世的恶霸抓捕,交给群众痛打一顿,然后亲自用冲锋枪将其处决。半个乐陵城放鞭炮庆祝。

牟宜之又听说本县茨头堡有一伙70多人的土匪为非作歹,就亲自带着公安大队前去围剿。为了节省弹药,他让公安大队在空汽油桶里放鞭炮,这动静犹如枪声大作,土匪一听吓得四散奔逃,匪首落网,被押至南门杀头示众。

在赋税调整上,他下令取消了在乐陵延续存在了近两千年的“红税”,也就是“枣税”。乐陵金丝小枣驰名中外,历朝历代都把它视为盘剥百姓的“钱袋子”,对小枣的生产和销售额外加收附加税,全国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乐陵百姓叫苦不迭,又不得不习以为常。由此却又催生了一批独霸市场的“枣霸”,掌控着红枣的价格,狠狠掐住了枣农的脖子。牟宜之下令取消“红税”,一下抓捕了十几个“枣霸”,彻底整肃了红枣市场。

牟宜之的这些动作对于沈鸿烈和刘景良来说尚可忍受,但对他不遗余力地帮八路军筹措军需这点,便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有个乐陵的大财主贩卖毒品,被县政府判处死刑。他的家人十万火急地从天津赶到乐陵,给牟宜之递上一个“星夜飞呈牟县长”的口袋,内装几万大洋,哀求刀下留人。牟宜之说:“钱是你们赚取人民的不义之财,我留下来,支持民众抗日,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饶他一命!”随即斥退来人,将那财主处决了。还有一次,牟宜之把十里八乡那些民愤较大、劣迹斑斑的恶霸豪强,以县长请客之名邀请到县政府。众人刚刚落座,他断喝一声,冲出几十名公安大队的警察将这些人摁住,捆个结实,然后一一条列其罪状,押赴刑场枭首。有人家赶紧找到牟宜之打点,送上金条银圆,他照单全收,命却不饶。这些来路不正的钱财都被牟宜之别开生面地用到了正路上,给了八路军做军需。对八路军日常的军粮供应,牟宜之更是一点不含糊,征收上来的赋税按照当初刘景良与三十一支队达成的协议,应该解送鲁北保安队,却直接进了三十一支队的营房。

牟宜之跟三十一支队的关系开始并不融洽。三十一支队认为,牟宜之是三十一支队跟刘景良签署的“城下之盟”的产物,必是刘景良的心腹,所以处处提防,甚至故意掣肘,意在使其知趣而返。

牟宜之刚组建县政府时,找到乐陵西关人史竹圃担任公安局局长,带领二十几人的公安大队。而此时驻守乐陵的是三十一支队二路军姜清海大队,邢仁甫、范普权等率支队司令部已经移驻旧县镇。史竹圃是姜清海读小学时的老师。但姜清海对自己的老师一点不留情面,见他跟国民党的县长走得近乎,就找了个岔子,下了公安大队的枪。史竹圃找姜清海理论,学生来个闭门不见,气得史竹圃骂他“竖子不可教矣”,姜清海躲在营房里跷着二郎腿,哗啦哗啦地拆卸着手枪零件玩。

牟宜之知道后,快马跑到旧县镇面见邢仁甫等人,说道:“我牟某人是抗日县长,而非一党一派之县长,谁想赶也赶不走;乐陵县政府不会遵从国民党政府错误的政令,税款税粮均用于抗日部队。”

邢仁甫没想到牟宜之如此剖肝沥胆,深为感动:“只要牟县长真心支持抗日,我们三十一支队绝不会为难你。”

牟宜之就把公安大队被姜清海缴了枪的事说了一遍。

邢仁甫说:“我现在就下令把姜清海这个浑小子调出乐陵城,简直是乱弹琴。”

牟宜之连声称谢。

代替姜清海驻防的是杜步舟的三路军。他刚刚把部队指挥部设置在县城北关路东的盐店里,史竹圃就气哼哼地找上门来。史竹圃跟杜步舟早就相识,他在乐陵第一高级小学教书时,杜步舟经常找他打篮球,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杜步舟也知道史竹圃是乐陵早期的地下党。

史竹圃张口就讨要枪支。

杜步舟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个烧鸡大窝脖:“老史啊,冤有头,债有主,你跟我要枪,这是哪一出啊?”

史竹圃嚷嚷道:“好你个老杜啊,油腔滑调,你倒会唱黑脸了!”

杜步舟继续抢白他:“你被自己的学生下了枪,还好意思说,知道丢人值几个大钱吗?”

史竹圃脸一红:“姜清海这个小子甭张狂,这可是欺师灭祖啊,咱乐陵人最见不得的大逆不道就是这事了,看他以后还怎么在人前抬头!”

杜步舟说:“人家姜清海是见你跟在县长屁股后边,生你气了。”

史竹圃说:“老杜啊,这个牟县长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真心抗日的。”

杜步舟敛起刚才的嬉皮笑脸,一本正经地说:“嗯,支队领导已经告诉我了,叫我大力支持你。”

史竹圃上去捶了他一拳:“我还以为你想跟我玩真的呢!你这个‘杜猴子’!”

杜步舟当天就拨给史竹圃30条步枪,叫他扩建了公安队,并派去几个人协助牟宜之工作。

牟宜之早就听说过杜步舟这个人,投桃报李,他自掏腰包,请人打了70多把大刀送给了杜步舟,并说:“美玉赠佳人,宝刀赠壮士,希望你们举起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把这些人类的残渣余孽统统消灭干净!”

牟宜之反常的做派叫刘景良看不懂。当刘景良再次对三十一支队兴师问罪时,牟宜之竟带着县政府人员和武装协助守城,对抗起他的保安队来了。刘景良开始以为他是为三十一支队胁迫,不得已而为之,还不断去信拉拢,但牟宜之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他越琢磨越不对劲,才知道牟宜之已经“倒进了共党的怀抱”,便向沈鸿烈做了汇报。沈鸿烈碍于丁惟汾的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隐忍不发,总账等着秋后算。

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进驻冀鲁边区后,形势迅速扭转。刘景良更加坐不住,1938年9月,他以协商抗日大计为名,派了一支小分队请牟宜之到惠民一见。牟宜之虽然知道刘景良反复无常,对自己的“资共”极为不满,但考虑到自己名义上还是刘景良的下属,刘也干了一些抗日的事情,也确实想进一步说服刘景良一心抗日,不要与兄弟的抗日武装为敌,便轻车简从地跟着他们前往惠民。

冀鲁边军政委员会获悉此情况后,认为这是刘景良耍的花招,是变相劫持牟宜之,此去恐怕有去无回,对乐陵刚刚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形势极为不利,遂做出决定,派李宽和、曾国华速速带队营救。

两人率骑兵狂奔追赶,终于于中途拦截住刘景良派来的这支小分队。小分队领头的副官见状勒住马头,问道:“二位长官带兵追赶友军,想干什么?”

李宽和说:“我们奉军政委员会之命,想请牟县长回去,有要事相商。”

副官说:“牟县长是刘司令委派的县长,县长要回惠民跟刘司令协商抗日之事,也是耽搁不得的。”

这时牟宜之纵马上前,跟李、曾二人打过招呼:“不知军政委员会有何要事相商?”

曾国华说:“马国瑞同志说此事非面陈不能说清,还是请牟县长先回去再说吧!”

牟宜之见李宽和冲他使了一个眼色,猛然间也意识到自己这个决定的鲁莽了,顺势说道:“好吧,刘司令那里就等几天再去吧。”

那副官急了眼:“牟县长这可不行,兄弟奉刘司令之命前来恭请,要是牟县长不去,怎么向刘长官交代?”

李宽和说:“牟县长留下有急事处理,刘司令那里可以稍缓再议。”

牟宜之说:“那就请你代我向刘司令说明一声吧。”

说着提马向前一跃,跑进李、曾的队伍中,被骑兵们裹挟着卷起一阵尘土,嗒嗒嗒地奔回了乐陵城。

事后,牟宜之专程赶到军政委员会致谢,表示日后定要为边区抗战加倍效力。为防不测,军政委员会特意为牟宜之加派了保卫力量。

在今天乐陵市差不多中心位置有一处肃穆幽静的红墙大院,正是当年牟宜之当县长时的县政府所在地——文庙。乐陵文庙已有600多年历史,乃明洪武年间所建。古代各州县均有“学宫”,为官办的地方学校,每座学宫又必有一座孔庙,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学宫与孔庙合而为一称为“文庙”。乐陵文庙在2007年经过一次重修,庙堂辉煌,松柏森森,气势轩伟。牟宜之办公的东侧花厅前花木扶疏,几株矫然入云的侧柏上鸟雀欢悦。漫步其间,依稀可以想见彼时牟公谈笑间整肃县政之情形。时光流转,乐陵人未曾忘记“老县长”牟宜之,在离县城不远修建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里,专门安置了一尊牟宜之的雕像,供人缅怀。

对于乐陵人来说,牟宜之是个说不尽的传奇,围绕着牟宜之似乎总有说不尽的故事,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述说时眼里都闪耀着骄傲之色;有点夸张地说,你在今天乐陵市的街头随便拉住一位上年纪的人,他都能跟你唠上几句关于牟宜之的话题。

而接下来,踏上这片摇曳着金丝小枣华彩之地的萧华,同样是一个让冀鲁边人说不尽的传奇。那么,两个传奇人物相遇在同一个历史节点上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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