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读书 | 《血砺忠诚》(连载):张隐韬播火津南①

血砺忠诚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以无限忠诚为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们!

第二章 冀鲁边前传

张隐韬播火津南①

冀鲁边区的历史并不是自萧华和挺进纵队开始的,而是有着一段较为漫长的前传……

1926年2月5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河北省盐山县旧县镇西街,被五花大绑的张隐韬站上一个高坡,面向不远处土围子里500多名津南农民自卫军战士和被敌军驱赶来的数千民众,做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演讲。两个小时后,这位中共津南地区最早的革命家的鲜血溅落在冰封千里、朔风怒吼的严冬里,时年24岁。至此,震动全国的津南农民自卫军起义如倏忽撕裂彤云的闪电,又倏忽寂灭于冀鲁边平原。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精神基因。处于燕赵与齐鲁交界之地的冀鲁边民风刚烈,尚武重义,敢为人先,向为绿林好汉和仁人志士并出之所。

随着近现代中国的觉醒,她也早早醒来了——

在津南,1919年5月26日,沧县直隶省第二中学的师生罢课游行,声援北京学生运动。正在天津当警察的南皮县唐家务村人张隐韬走上街头,第一次被点燃了激情。1921年,张隐韬成为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1922年,经中共早期活动家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沧县大堤东村(现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大堤东村)的刘格平经张隐韬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2月,刘格平在本村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6年7月,刘格平转为共产党员,9月在沧县二中建立了津南地区第一个党支部;1927年3月,中共津南特委在大堤东村成立,刘格平任书记。

在鲁北,五四运动期间,德县博文中学学生罢课,示威游行,联合商界查抵日货。1921年9月,在济南读书的齐河人贾迺㕊、马馥塘参加了王尽美、邓恩铭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贾与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鲁北最早的共产党员;1924年,贾迺㕊在家乡齐河县后里仁村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4年,禹城人李宗鲁、平原人张宁宇、德县人王凤岐先后在济南加入共产党,并回乡开展党建工作,相继在平原县立中学、小屯及禹城第一高小建立了党支部;1926年9月,中共鲁北地委在平原县成立,李宗鲁为负责人,其活动范围遍及齐河、禹城、高唐、夏津、恩县、德县、陵县、临邑等地。

1922年2月,刘格平被家里人用马车送到了沧县的客栈里,随后只身一人搭火车到天津,住进了二哥刘济安位于河北四马路四经村的宅子。

刘格平,1904年出生于河北省沧县大堤东村的一个回族地主家庭,排行老三,当地人习惯称他“三少爷”,至今那一带还流传着许多“三少爷”的奇闻逸事。这个“四经村”是赫赫有名的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用搜刮来的钱财建的几百个小院落,用来出租盈利,日进斗金。其时年仅18岁的刘格平内心充满迷茫,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上有了追求光明进步的渴望,但到底光明进步为何物,对他来说,还是一团模糊的云状物。

9月间的一天,刘格平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不期而然地来临了。

刘格平在一家补习学校里学习时遇到了一个叫张宝驹的人,初见的印象并不好,甚至有些讨厌这个做警察的张宝驹,想当然地认为他就是旧势力的维护者。但实情跟刘格平的推测极不相符,张宝驹带来了活泼的空气,他的热情足以感染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他兴奋地把一些小册子送给大家看,里面有最流行的《新青年》、介绍苏俄的书籍、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等。刘格平从没读到过如此提神醒脑的刊物,一头扎进去,囫囵吞枣地读了个昏天黑地,渐渐地眼前似乎廓出了一条朦朦胧胧的小路,引领着他向前走去……后来,这个叫张宝驹的人改名为张隐韬,与刘格平一道在津南地区干出了一桩石破天惊的大事。

张隐韬,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南皮县唐家务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给地主当长工,饥病交加,张隐韬还没出世就撒手人寰,寡母为讨生计,只身去天津当佣人。高小毕业后的张隐韬去天津寻母,在铁路局当了一名见习警察,备尝生活的苦难,目睹社会的黑暗。为砥砺自我寻求光明之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隐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张隐韬以坚定的革命态度和卓有成效的组织能力,很快成长为中共早期较为活跃的革命者之一。1922年8月,张隐韬和邓中夏领导了长辛店工人罢工;10月,参与组织发动唐山、林西、赵各庄等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12月,组织了正太铁路工人罢工。1923年3月,张隐韬带着中共北京区委的推荐信投考黄埔军校,在上海遇到了正在为黄埔军校招生的毛泽东,两人相谈甚欢。张隐韬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共产党应该掌握自己的武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张隐韬不仅这样说,而且在两年后就将这一想法付诸了实施。

刘格平再次见到张隐韬已是1925年的春天,当时刘格平按天津党组织的指示到河南开封国民军第二军去做兵运工作。

此时,第二次直奉大战刚刚结束,冯玉祥反戈一击,收编了吴佩孚的大部分军队,改名为国民军,下辖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与占领天津、山东的奉军形成对峙之势。

中共的政治意图是推动国民军与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联合,把奉军赶出山海关。但国民军内部思想混乱、派系林立,第二军军长岳维峻头脑顽固、思想右倾,并不待见共产党人。正当刘格平苦于无法开展工作之际,张隐韬竟找上门来了。张隐韬的面色清癯苍白,眼里布满红丝,他分明就像一个害着疾病的青年人,却无时无刻不被内心的激情燃烧着。刘格平怀疑这样的状态他能维持多久,会不会像熬干油的灯盏突然熄灭呢?好在张隐韬看上去一切尚属正常,这几年他经历了许多血火洗礼,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出生入死,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抛头颅、洒热血。此次河南相遇,他是带着跟刘格平相同的任务而来的。故人相逢,热肠热酒,有说不完的话题,但他们都知道这不是拉家常的时候,很快就说到了兵运工作。

张隐韬胸脯起伏着,很激动的样子:“我们要有自己的武装才行,不能单靠做兵运,改造旧军队!”

有的同志不赞成他的主张:“我们的任务还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有了群众,枪就不成问题。”

张隐韬针锋相对:“做好群众工作是对的,但群众没有自己的武装,也是空的!”

双方的观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有人提议让刘格平发表意见。刘格平说:“要搞自己的武装。军阀厉害,帝国主义厉害,就是因为他们有枪、有炮、有兵舰。”

张隐韬用赞赏的目光看着刘格平,其他同志则沉默不语。

张隐韬引刘格平为知己,拉着他跑到街上一家陕西饭馆吃了一碗羊肉泡馍,然后又带他到宋朝故宫遗址游玩,边走边说。他一直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党内有人不同意搞武装”。他之所以对武装斗争心心念念不能放下,跟他直接参加实际的战斗有关,说白了,他清楚说一千道一万不如一支枪杆子的道理,跟敌人没有大道理可讲,最终还得靠枪炮说话,“用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革命才能成功”。

张隐韬是中共党内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展具有独立领导权的武装斗争思想的第一人。

之后,张隐韬介绍刘格平去了驻新乡的第二军史可轩旅。几天后,张隐韬和河南党组织的四个人也到了这里,跟部队里的党组织接上了头,组织了一个军人俱乐部。史可轩算是较为进步的军人,表示愿意支持刘格平和张隐韬到天津和津南发展武装,以配合国民军对奉军的作战。

这段时间,张隐韬与刘格平交往密切,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两个热血青年在共同的信仰支撑下指点江山,讥弹时事,一场暴风雪即将随着他们的头脑风暴席卷津南大地。

一天下午,刘格平又见到了张隐韬。张隐韬极度兴奋地说:“格平,你看上级终于有人同意我们搞武装啦!”他把一封信交给刘格平看,接着说道:“他是省里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我一起打过陈炯明的战友,又是同志。”说完开怀大笑。

刘格平告诉他:“我想到天津去,在城市内部搞一支武装响应国民军,或在天津南面组织武装,配合军队偷袭天津。”

张隐韬说:“帝国主义和军阀绝不肯轻易放下屠刀,要以武装对武装,要以牙还牙,开始搞武装不一定很多,但要组织严密,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我们战士的头脑,要让他们知道为谁服务,为谁去打仗。如果真正做好了思想工作,真是无敌的,真能以一当百。孙中山组织了好几万的杂牌军,比陈炯明多两三倍,却被陈炯明打得稀里哗啦。可是黄埔一期只有500人,第一次就打败了陈炯明的上万人。”

刘格平发现这时张隐韬对发展武装的思考已经走到了党内许多人的前头,这也正是多年之后,刘格平一想起张隐韬便由衷敬佩的原因之一。

其后,刘格平秘密潜回天津,动员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武装,于1925年12月23日在天津豪富洋行亲任总指挥,举行暴动,率领队伍突袭奉军驻地,与国民军第一军配合攻占了天津城。

几天后,刘格平忽然接到一封来自直隶省庆云县的电报,原来张隐韬已在那里拉起了一支队伍,急需他前去援助。刘格平立马处理了一下天津的事情,坐火车到沧县,又乘轿车奔往庆云县,在西关见到了这支名为津南农民自卫军的队伍,而这时张隐韬恰恰已去了天津。刘格平通过观察,发现这支起义队伍缺乏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军人成分较为复杂,素质参差不齐,与旧式的军阀部队并无二致。这令他忧心忡忡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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